安禄山在755年发动叛乱时,震动了整个唐朝。这场从河北发源的叛乱,虽早有警示,却以其迅猛的气势和锋利的刀锋令所有亲历者心惊胆战。河北、河南的多个州郡在短时间内陷落,唐朝的名将如高仙芝、封常清等在战场上折戟沉沙。安禄山凭借着一州之力、仅三成的边军,在战争初期便撕裂了大唐的防线。为何这场叛乱能如此迅猛且凶猛?根本原因是安禄山十多年来在物资积累、军事组织和人心收买等方面最安全的股票配资网站,进行了周密的准备。而唐朝在制度和人事安排上的疏漏,使得安禄山的叛乱找到了可乘之机。
节度使,原本是唐朝为应对边疆防务而设立的临时职务,随着时间的推移,权力逐渐下放,掌控了军事、财务甚至一部分人事任免。正因为如此,像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才得以迅速崛起,成为威胁国家安危的祸根。安禄山深知造反意味着全家灭顶之灾,唯有彻底清洗掉所有忠于朝廷的将领,才能确保自己的叛乱成功。自开元末年担任平卢节度使以来,安禄山通过多年经营,逐步拉拢了大量死忠,但河北的防区并非所有的将领都是他的人马。因此,安禄山在每次出征时,都会借机清除那些忠于朝廷的官员,将其换为自己的人。
展开剩余82%与此同时,他还巧妙地利用朝廷的制度漏洞,通过皇帝的授权完成了自己的布局。天宝13年,杨国忠和太子已经在朝堂上提醒玄宗警惕安禄山的叛乱,并提议将安禄山召至长安。然而,面对这些质疑,安禄山表现得极为狡猾。他亲自前往长安,百般哭诉,声泪俱下地展示自己受冤屈的样子,成功博取了玄宗的同情。为了安抚安禄山,玄宗答应了他的多个要求,其中之一便是提升了2500名河北的中级军官。
安禄山叛乱的初期,依旧沿用了老套路。他再次通过击败契丹的战功,成功地要求玄宗将军中32名汉族高级将领更换为胡人。玄宗对这一请求再次作出同意。天宝14年初,安禄山的叛乱开始,他借用早年的胜利,顺利完成了对军中中层干部的“换血”操作。值得注意的是,唐朝边境的两个重要物资储备中心,一个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,另一个便是安禄山所管辖的河北清河。安禄山凭借多年的边防战争,积累了大量的物资和兵器,并在范阳北修筑了雄武城,名义上是加强边防,实则私藏兵器甲胄。
不仅如此,安禄山还通过不断“薅羊毛”,收割其他边军的资源。在他请求王忠嗣协助修建雄武城时,王忠嗣亲自前往视察,发现安禄山所需的物资和材料明显与防御契丹无关。王忠嗣早有耳闻,安禄山正通过更换防线,将其他边军的资源和兵力吞并。意识到不妙的王忠嗣立即带领队伍撤退,并告知安禄山,“我是四镇节度使,事务繁忙,不能在此干等。”不久后,王忠嗣因触怒玄宗而被罢免。安禄山随即变本加厉,肆意扩张势力,吞并更多的边军资源。
在这个过程中,安禄山依靠其半粟特人血统,借助粟特人的情报网,掌握了中央朝廷的动态。安禄山在粟特人中拥有极高的声望,并且利用其名字“禄山”在波斯语中意指“光明”,深得信徒的崇拜。他多次亲自参与粟特人的宗教祭祀仪式,成功塑造了自己作为“光明之神”的形象,获得了大量支持。粟特人活跃于丝绸之路,他们的商业网络遍布欧亚大陆,成了安禄山刺探唐朝情报的重要渠道。
在安禄山的暗中操作下,杨国忠于天宝14年年中查抄了安禄山在长安的据点,然而,并未找到有力证据。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安禄山行事的缜密性和杨国忠的无能。此外,安禄山通过收买朝廷官员和太监,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。他成功拉拢了御史中丞吉温,使其为自己刺探长安高层的动向,甚至通过吉温的职务,把他升任武部侍郎。通过这一系列手段,安禄山逐渐控制了长安的部分核心官员,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。
天宝13年,安禄山获得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职位——群牧使,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唐朝的军马资源。他通过这一职位暗中挑选出最为优质的战马,并将其私藏,以便叛乱时能够调动强大的骑兵部队。唐代的马政非常重视,甚至最高时国有的马匹数量达到70万匹,这些马匹不仅用于步兵负重和机动,也为唐军提供了强大的骑兵支援。安禄山凭借这一优势,成功在叛乱初期通过骑兵队伍迅速碾压唐朝边军,甚至迫使肃宗向回纥借兵。
安禄山的叛乱,背后有着一支强大的草原骑兵力量,特别是同罗部落首领阿布思的骑兵。阿布思曾因部落内斗投靠唐朝,屡立战功,然而在后期因为安禄山的吞并行为,他被迫反叛,并最终被安禄山收编。安禄山通过操控朝堂,调动了朔方军的力量,最终消灭了阿布思的反抗,成功获得了这支精锐的草原骑兵。
在河北,安禄山不仅收买了大量的将领,还通过收养谋士,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智囊团。孙孝哲、严庄、高尚、何千年等一批杰出的谋士为安禄山制定了详细的战略,帮助他成功策划了叛乱的各项细节,确保了叛乱的顺利进行。这些精英的加入,令安禄山的叛军更具战斗力,最终决定了整个叛乱的走向。
当安禄山在天宝14年11月起兵时,几乎没有人知道,这一场叛乱将改变大唐的命运,摧毁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帝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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